杜衡叛变前后

田润民

杜衡曾任红26军政委,他的叛变给陕西地下党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红26军造成重大损失。

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最终堕落为可耻的叛徒,首先暴露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杜衡本人品质之恶劣。他独断专行,作风霸道,听不进不同意见;他害怕艰苦,不愿意在山区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战斗,在担任红26军政委期间曾三次以种种借口离队;他欺上瞒下,在决定红二团南下问题上,既未请示省委,又未与广大指战员充分讨论,打压反对意见,最终葬送了红二团。

 

政委离队

 

1933年,王明路线统治着全党。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红26军政委杜衡(又名杜振清,杜励君)忠实地执行王明路线,他高喊“反对上山主义”“反对梢林主义”“反对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从党内滚出去”等口号。这一年的五六月份,他鼓动红26军第二团(当时红26军只有这一个团)离开陕甘边根据地—照金,孤军深入到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华地区,自己却借口离开部队,进了西安城。结果,三百多人的红二团几乎全军覆没,当年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的不到二十人。

当红二团兵败终南山、许多指战员们血洒渭华地区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委”在西安当了可耻的叛徒。

“回放”一下杜衡在做出红二团南下决策过程中一系列表现,不难发现,他是用极左的语言掩盖自己对革命失去信心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是他逐步走向叛党的前兆。

1933年5月,杜衡由西安返回照金根据地。这时,敌人正对红二团和照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杜衡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

5月25日,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杜衡认为,照金一带敌人力量大,根据地保不住,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新的根据地。为此,他提出四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29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

刘志丹等同志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刘志丹针锋相对,批驳杜衡的观点,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杜衡不等刘志丹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他扣上一顶“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大多数人听得一头雾水,但除了刘志丹,其他人想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反驳。而刘志丹正确的意见又被他扣以“右倾”的帽子打压了下去。那时候,党内同志最怕被说成“右倾”,杜衡是红26军政委,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他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最终以组织的名义形成了。

5月29日清晨,红二团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刘志丹在会上分别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部队便开始南下。

5月30日,红二团由淳化县桃曲塬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一百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汇合。红二团党委和渭北游击在这里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对渭北游击队的同志兜售他那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不料,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劝阻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

然而,杜衡听不进不同意见,拒不接受劝阻,反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三原县的长坳,黄昏时,来到一个叫寇家庄的村子。

晚饭后,红二团正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大战之前,政委要离队,刘志丹和团长王世泰感到这很不正常,心想:“刚刚南下,杜政委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因为他是上级,只得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

此时,他把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早已抛之于脑后,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和政治口号是说给别人听并要别人去做的,而他自己却在临战之前当了逃兵。

杜衡从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陕西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震惊,认为南下会将红二团断送在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当袁岳栋赶到三原后,正巧碰见杜衡,遂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由此可见,红二团南下这样大的事,杜衡事前并没有请示省委,他再一次玩弄了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法。

这次会议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红二团。遗憾的是,当命令传达到高陵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

“怕死—逃兵—叛徒”,杜衡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走偏的。

    

祸起福盛楼

 

杜衡叛变之前,陕西地下党出了一件大事。

原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也走上了歧途。西安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召开大会,公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还在一些电线杆上悬挂红旗。这种“左”倾盲动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觉。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和各个城门楼上加了双岗,架起了机关枪,加紧巡逻,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1933年三四月间,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程建文(又名陈建中)被敌人逮捕了。国民党当局把他转移到南京,软硬兼施,最终收买了他。但此时陕西地下党尚不知情,认为程建文在大革命时期曾经被捕过一次,那次表现尚好,没有变节,便误以为程建文这一次也会和上一次一样,终将经得住考验,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这一麻痹大意给陕西省委和地下党带来了灭顶之灾。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化名“小章”),与省委委员、红26军政委杜衡以及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委员高岗等人,在位于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为掩护,研究王泰吉率部起义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的发展问题。

福盛楼饭馆位于西安市中心繁华地带,这里人来车往,社会上各色人等常光顾于此,闹市人群中,可以避开国民党密探的跟踪。地下党选中了这个地方,经常以吃饭为由在这里碰头。程建文叛变以后供出了这个秘密联络点。

当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这几个不寻常的“食客”一踏入饭馆,守候在附近的密探得到程建文的暗示,一下子像嗅到猎物一般兴奋起来。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没有贸然进入饭馆,而是将福盛楼饭馆包围起来,等候“猎物”们出来。

机警的贾拓夫首先发现,饭馆外面有几个可疑的人走来走去,既不进来,又不离去,他低声对大家说:“不好,外面有‘狗’,大家分头走。”说完,便走到前台去结账。

关于贾拓夫和高岗如何逃出特务魔掌,有多种传说,其中下面的“版本”比较流行。

贾拓夫离席结账时,袁岳栋和杜衡也起身向门口走去,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们抓了个正着。就在特务们忙着抓捕袁岳栋、杜衡的时候,贾拓夫定了定神,瞅准机会,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很快消失在人群中。人高马大的高岗奋力打倒了前来抓捕的两个特务,从后门跳墙而逃。

这个说法不乏传奇色彩,倒也符合贾拓夫和高岗两人的个性,前者文气、足智多谋,后者力大勇猛。后来在1935年9月的榆林桥战斗中,身为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曾手提大刀、光着膀子冲向敌人。而此时在饭馆,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不顾一切敢于出手,似乎也合理而可信。

总而言之,“福盛楼饭馆”事件,对国民党而言,跑了两个,抓住了两个;被抓住的就是袁岳栋和杜衡。

贾拓夫脱险后,当天下午就赶到西安市甜水井48号,这里是西安市委机关所在地,也是省委领导常来接头议事的地方。

看着贾拓夫脸上那少有的紧张表情,西安市委组织部长兼省委技术处处长薛和昉问:“发生了什么事?”贾拓夫便向他通报了那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通知他赶紧搬家,并强调:“越快越好,做最坏的打算。”

残酷的地下斗争使贾拓夫明白,只要党内有人被捕,就要有最坏的准备。杜衡和袁岳栋都知晓这处地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果不出所料,最坏的事情发生了,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后叛变了。

身为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袁岳栋和杜衡,掌握着陕西党组织的核心机密,尤其是杜衡,他曾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被捕之前是红26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他的叛变,其后果难以想像。

不久前还在一起开会的战友,转眼之间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要继续为在党旗下所宣过誓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另一方则要将昔日战友的生命作为自己向新主子效忠、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两个阵营展开了一场争时间抢速度的比赛,这场比赛关系到无数共产党人的命运。

贾拓夫在通知薛和昉立即转移的同时,带走了一包重要文件,避免它落在敌人手里,给党造成更大的损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处理,他和薛和昉约定,次日上午在莲湖公园门口见面,商讨有关应急措施。

他还嘱咐薛和昉安置好市委两位女同志周凤鸣、任雪琴。其中,周凤鸣系程建文的妻子,只是此时的贾拓夫和薛和昉尚不知道程建文已经叛变,而这次几乎彻底破坏掉陕西省委的“福盛楼事件”,就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马车“出卖”了薛和昉

 

薛和昉送走了贾拓夫,赶紧把剩下的宣传品连同油印机装在一个木箱里,寄存在老乡薛亚宣家中。第二天一大早,他从对面大车店叫来一辆马车,把周凤鸣、任雪琴送往咸宁学巷11号,这里是市委的新地址。那时候,西安市街道多是土路,汽车少得可怜,大街上跑着一种马拉大车,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

让薛和昉始料不及的是,这辆马车“出卖”了他。

杜衡被捕后的第二天,就供出了西安市委机关甜水井48号。

当天上午,国民党中统特务黄肇南、夏友农等带着叛徒程建文直奔目标而来。特务们赶到以后发现已人去屋空,屋内只剩下零星家具,地上散落着的油印纸来不及清理,锅里还有未吃完的饭菜,可见薛和昉他们走得何等匆忙。

特务们为晚到一步急得直跺脚。正当他们为无法向上峰交差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站在门口的程建文却喜形于色,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向几个特务招手:“伙计们,快过来看!”程建文指着门前马车留下的一道道印痕,又朝对面的马车店努了努嘴,特务们一下子心领神会,一个个像恶狼般地扑向那家马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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