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定军在隐蔽战线

田润民

蒙定军的相貌很普通,中等个儿,一张不会引人注意的脸庞,一身发旧的中山装,走在大街上,人们会认为他是个教师,谁也不会将他与曾在国民党军中潜伏的共产党书记联系起来。他的职务不高,“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兰州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被调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与那些曾经南征北战的将军们相比,他的名气不大。

他一生从来不计较职务高低,只求为党和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晚年的他,不顾年迈多病,抓紧时间整理原三十八军资料,为有关人员落实政策写材料,奔走呼号。

他在这支国民党军队从事秘密工作长达17年,那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亮点。还原这一段历史,人们这才发现,这是一个曾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革命启蒙老师

 

蒙定军,1913年5月生于陕西省旬邑县原底乡蒙家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在他13岁时,考入旬邑县宝塔小学。当年秋天,共产党人许才升奉上级指示,回到旬邑县,在宝塔小学任教。从此,宝塔小学成为旬邑革命的摇篮,培养了许多革命人才。许才升以宝塔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旬邑建立起当地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旬邑特别党支部”,并担任书记,在旬邑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蒙定军积极参加这些活动,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在宝塔小学期间,蒙定军还结识了崔廷儒和崔维峻。如果说许才升是他的革命启蒙老师的话,这两位同学则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崔维峻是蒙定军的入党介绍人,崔廷儒是蒙定军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直接领导。他们三人一起参加了旬邑暴动,暴动失败后,又一起搞“兵运”,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地下工作,被誉为中共陕西地下党和隐蔽战线上的“旬邑三杰”。

1928年5月,许才升领导旬邑农民暴动(又称“二八起义”),年仅15岁的蒙定军跟着崔廷儒和崔维峻参加开仓放粮活动,并张贴标语,共同维持社会秩序。

起义失败后,宝塔小学被迫停办。为躲避反动民团的追捕,参加起义的学生各自回家避难。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不但没有使蒙定军畏惧,反而激起了他进一步反抗的决心。

1929年春,蒙定军听说崔维峻回到县城当老师,赶紧前去拜访,倾听他对时局的看法。崔维峻告诉他,“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正在石门山区组建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

崔维峻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武装农民,手里没有掌握枪杆子。他对蒙定军说:“如果我们要继续革命,就得从抓枪杆子入手。”

 

“兵运”受挫

 

旬邑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着革命斗争。崔维峻、崔廷儒恢复了旬邑党组织,崔维峻继许才升之后担任中共旬邑特别支部书记。他们吸取“二八起义”的教训,决心进行武装革命。

192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五十八号通告《关于兵运策略的通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开展“兵运”。“兵运”是“士兵运动”的简称,旨在发动军阀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闹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共旬邑特支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派一部分进步青年打入国民党军队和军阀部队搞“兵运”。1929年9月,“特支”书记崔维峻派崔廷儒带领蒙定军、辛俊贤等进步青年,到驻甘肃泾川县的冯玉祥部所属杨保诚旅当兵。因为有文化,他们到了杨保诚旅后,很受器重,经过3个月培训后被委以重任。崔廷儒被分配到旅部执法队担任司书,负责起草文件;蒙定军和辛俊贤则被分配到孙策轩团,分别担任连队文书,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帮助士兵给家里写信。他们利用这个职务,团结和联络那些有正义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宣传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后,陕西的军阀像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先有张凤翙、陆建章、陈树藩,后有直系军阀刘镇华统治陕西,这些客籍军阀对待老百姓一个比一个凶残。从1927年开始,冯系军阀石敬亭、宋哲元、刘郁芬统治陕西。1927年初,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7月,冯玉祥开始“清共”。1930年初,新军阀们为了争夺中国的统治权,爆发了蒋(蒋介石)、冯(冯玉祥)、阎(阎锡山)大战。这一年的10月,陕籍军人杨虎城入主西安。

杨虎城为了统一陕西的军政,对陕西境内原各派军阀的残余势力采取恩威并施政策,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杀,愿意归顺的则进行收编。蒙定军和辛俊贤所在的原冯玉祥部孙策轩团被收编。收编后,杨虎城任命曹润华为团长,并准备调往凤翔驻防。而驻扎在麟游县的原孙策轩团所属的屈耀亭部则不接受杨虎城的改编,于是,共产党人准备把这支队伍拉过来。此时,恰逢麟游县地下党负责人赵伯经正在当地组建游击队。蒙定军根据崔廷儒的指示,先后与赵伯经和屈耀亭联系,准备在曹润华团调往凤翔之前从曹部再拉出一部分人来,与屈耀亭部共同在麟游建立武装根据地。不幸,事不机密,被曹发现,蒙定军被关押起来。辛俊贤得知消息后,利用换岗之机,买通看守士兵,使蒙定军脱险。蒙定军带着30多个士兵携枪逃到麟游,和屈耀亭会合。正当他和屈耀亭商谈如何重建部队时,国民党马青苑警备师进山“围剿”,蒙定军和屈耀亭率领100多人的队伍立即转移,走到麟游县和甘肃灵台县交界处,不幸与马部遭遇,被打散。10天以后,蒙定军在陕西永寿县监军镇与战友辛俊贤等人会合,他们收容了部分被打散的士兵,准备到陕北去投奔刘志丹的游击队。不料,途经甘肃泾川县时,又遇到一股反动武装,再次被打散。在四面遭敌围堵的情况下,蒙定军和他的战友们只好分散突围返乡。

这是蒙定军革命生涯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兵运”失败使他深深体会到,搞革命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

 

潜伏

 

1931年5月,崔廷儒亲自将蒙定军和崔维峻带到甘肃平凉,打入孙蔚如的陇东绥靖司令部。从此,蒙定军在这支国民党军队里潜伏下来。

此后,面对日寇侵占东北、蒋介石独裁卖国的严峻形势,孙蔚如和杨虎城密议:“全力经营甘、宁、青、新,拟和苏联联系,与蒋抗衡。”

要和苏联联系,就离不开中共。孙蔚如和杨虎城的政治倾向不言自明。在政治上,杨虎城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杨虎城依然与共产党进行合作。1930年,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辰为政府秘书长,而南上任后则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共产党人。在杨虎城的部队里,上至旅长下到连排长,有不少共产党员。

杨虎城、孙蔚如的进步倾向和对共产党的宽容态度,为蒙定军进行长期潜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蒙定军到达平凉时,孙蔚如已率领十七师进入兰州,仅在平凉留下一个绥靖司令部,蒙定军担任绥靖司令部文书。

杨虎城这支部队,1932年以前蒋介石给的番号叫十七路军,1932年以后叫三十八军,它真正的主力部队就一个师—十七师。有关史料有时称作“十七路军”,有时称“三十八军”,只是不同时期番号不同而已。

“潜伏”的17年间,蒙定军在这支部队里发展党员,为党搞情报,同时按照红军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造这支部队。抗日战争时期,这支国民党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友军,国民党中那些反共分子称之为“七路半”,意思是说离“八路军”只差半步了。在西安事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特殊作用,为抗击日寇和解放大西北立下了大功。1945年7月17日和1946年5月15日,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所属十七师和五十五师在蒙定军的指导和策划下,先后起义,起义后的这支部队仍沿用三十八军的番号,不过,前面多了个“西北民主联军”。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定之际,把“国军”一个军拉过来,意义极其重大。

最了解这支部队的是毛主席。早在1944年,他就称赞道:“三十八军始终是按照党的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国解放以后,他又说:“党对十七路军的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典范。”

蒙定军长期在三十八军担任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他为争取和改造这支部队,付出了巨大心血。

情报工作

 

正当杨虎城以省主席身份主政陕西、孙蔚如坐镇甘肃,欲联手统一西北地区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紧紧地盯着大西北。1932年秋天,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免去了孙蔚如的原职务,将十七路军改编为国民政府军第三十八军,任命孙蔚如为军长,并调往陕南与红军作战。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一方面是“削藩”,不让地方实力派坐大;同时利用他们“剿共”,“鹬蚌相争”,他这个“渔翁”得利。

闻知孙蔚如部要调离甘肃,崔廷儒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立即赶到平凉,他要求蒙定军和崔维峻一定要随孙部到陕南。崔维峻和蒙定军是同时打入孙蔚如部的,他先在该部主办的《陇东日报》任编辑,后来担任参谋处书记官。崔廷儒指示这两位旬邑老乡在三十八军军部建立党支部,由崔维峻担任书记,搜集军事情报。1933年至1934年间,蒙定军利用他在三十八军军部参谋处担任司书之便,收集军用地图和胡宗南在陕甘和陕南的兵力部署、碉堡修筑等军事情报,交给崔维峻,由崔维峻汇总整理后交由地下党员武志平转交给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

1935年2月,崔维峻在送情报时被敌发现,惨遭杀害。这样,潜伏在三十八军中的旬邑共产党人就只剩下蒙定军一人了。蒙定军闻此噩耗,异常悲愤。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蒋介石将孙蔚如的三十八军由陕南调到渭北,企图阻止红军南下。

孙蔚如牢骚满腹地对亲信说:“红军到哪儿,老蒋就把我调到哪儿。在汉中,和红四方面军打仗,重创了我两个旅,现在又把我调到渭北,准备和红军打仗,我才不上他的当!日本人已占领了东三省,又要吞并整个华北,我们却在打内战!”

三十八军军部驻扎在陕西三原县。此时,崔廷儒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他指示蒙定军打入三十八军军部参谋处人事科,争取掌握人事权。不久,他们在三原见面。蒙定军向崔廷儒汇报三十八军的情况以及孙蔚如不愿与红军打仗的态度。他所提供的情报,通过陕西地下党送到了陕北的党中央。此时,中央正在酝酿联合西北军和东北军一致抗日,这个情报为我党制定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有力根据。不久,毛主席给杨虎城、孙蔚如亲笔写信,阐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也就在这时,蒙定军第二次想去陕北参加红军。他对崔廷儒说:“两军对垒,难免冲突,万一打起仗来,我这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向红军开枪?你还是让我回到咱们自己的队伍里,即使战死了,也死得明明白白。”

崔廷儒不同意。他说:“目前,我们急需了解国民党军官的情况,党需要你留在三十八军,随时掌握孙蔚如将军的动态。再说,孙蔚如并未对你怀疑,形势将有大的变化。不论形势对你如何不利,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位革命引路人的开导,使蒙定军坚定了继续潜伏的决心。

1936年初,崔廷儒又一次来到三十八军军部,向蒙定军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反对内战,联合十七路军共同反蒋抗日。”蒙定军则向崔廷儒提供了十七路军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等情报,并送了一份红军急需的有关陕北、关中、陇东的军用地图。当时,红军正准备东征山西,西出宁夏。党中央从蒙定军所提供的情报中得知十七路军不愿打内战、不会从关中进攻陕北,因此,中央没有后顾之忧,把全部兵力用在了东征和西征上。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不断制造“摩擦”,胡宗南曾几次蠢蠢欲动,要“闪击”延安。蒙定军多次将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情报,其中包括军队部署、番号、兵种、武器装备、指挥官姓名等,交给陕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王国同志,由他带回省委。情况紧急时,蒙定军派人直接送到边区,或者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因为我边区军民早有防备,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最终未敢轻举妄动。

蒙定军还将原三十八军一○二团团长黎子淦介绍给省委联络员王国。黎子淦,三原县人,由蒙定军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交友广、善应酬,在三原县各界声望很高。蒙定军指示王国通过黎子淦的关系搜集国民党在三原、泾阳、淳化、耀县等地驻军和国民党保安团在边区周围的驻军情报。1945年7月,黎子淦通过关系,搞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准备进攻我爷台山的情报,他把敌军的兵力部署、番号、装备以及准备进攻边区的时间和路线,交给了王国,送到关中分区情报点—淳耀县的铁王镇。情报及时、准确,为我军取得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蒙定军在十七路军时期和三十八军时期共计潜伏17年。他为我党和我军搜集情报,他的信念与努力贯穿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巧安“卧底”

 

如果说1945年以前,蒙定军为党搞情报是个人单线联系的话,那么,从解放战争前夕开始,蒙定军的情报工作则有了正式组织—西安军事情报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军事情报组的建立还是蒋委员长“帮助”的结果。

1944年1月底,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赵寿山,削去他的兵权,免去他三十八军军长职务,改任他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老蒋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寿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赵寿山由重庆回到西安后,立即召见正在陆军大学西安参谋补习班学习的蒙定军,指示他将原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改为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蒙定军被任命为中校主任,还配发了一部专用电台,因此,军情北通延安,南通重庆,西通第三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甘肃武威,东通抗战前方的三十八军。赵寿山通过这部电台遥控三十八军,实际上,等于共产党在掌控着这支国民党军队。

赵寿山在赴第三集团军总部武威上任之前还与蒙定军进行了多次密谈,商定彼此间的联络办法以及对敌斗争方法,对三十八军撤回人员进行了一番秘密部署。赵将军还将他所熟悉的原十七路军的老朋友、陕西知名人士杜斌丞、王菊人、杨明轩、李敷仁、高桂滋等介绍给蒙定军,帮助他在陕西建立起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成为蒙定军获取有关国民党在陕西政治、军事、人事动态和情报的重要来源。

1946年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重庆指示杨明轩,要他利用我党在三十八军的关系,打入胡宗南部队,建立军事情报组,搜集蒋介石、胡宗南、马步芳的军事情报。

杨明轩回到西安后,立即向蒙定军传达。赵寿山将军的第三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从这时起变成了以蒙定军为首的中共西安军事情报组。

蒙定军马上向关中地委汇报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地委决定,由中共陕西工委书记赵伯平亲自领导、蒙定军组织实施,安排可靠的“卧底”打入胡宗南部。

蒙定军赶到甘肃武威第三集团军总部,同赵寿山商议。经过反复筛选,他们决定派杨荫东执行打入胡宗南部的任务。

此前,1937年9月,杨荫东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1月,他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接受革命教育。

1938年夏,杨荫东受中共中央派遣,加入三十八军,奔赴抗日前线。当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三十八军工委贯彻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选派杨荫东,通过考试,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镀金”。1942年,地下党又派杨荫东入国民党步兵学校深造。1944年,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三十八军工委选派杨荫东任赵寿山的随从参谋,到甘肃武威就职。1945年,他任孙蔚如将军副官;孙将军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此期间,杨荫东在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连续学习两期,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

杨荫东的履历显示,他几乎把国民党的军校上了个遍,由一个地方杂牌军的军官逐渐融入“中央系”的军人圈子。

如何把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心细如发的蒙定军制定了一个周密计划。

他首先要求杨荫东中断与三十八军和一切熟人的联系。在国民党嫡系军人看来,三十八军是国军中的“另类”,参与过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中又与八路军暗通款曲,有很多共产党员掩藏其中,是不可信任的一支地方杂牌部队。因此,蒙定军要求杨荫东尽量淡化他和三十八军的关系,也就是淡化“地方系”色彩,利用军校同学、教官的关系,增加“中央系”的“含金量”,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为忠于“党国”的“中央系”军人。

蒙定军计划的第二步,是把和杨荫东有过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及其家属调回边区,以防杨荫东熟悉的这些地下党员或者他们的家属中出了叛徒,或者不慎走露消息,而功亏一篑。西安城里,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眼线甚多。要往敌人心脏安插我们的“卧底”,首先要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才能防患于未然。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蒙定军认识到,只有把最坏的一面考虑到,胜利的把握才会更大。

1946年8月,第三集团军总部撤销,作为赵寿山随从参谋的杨荫东,原本与其他军官一起被编入西安第二十四军军官总队。蒙定军得悉后,指示杨荫东不要回西安,而是到兰州的西北行辕参谋处工作。蒙定军的这一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用意深远。

西北行辕全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是代表蒋介石统辖西北五省的军事首脑机关,主任是张治中,副主任由西北各地军事首领兼任,其中有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甘肃的郭寄峤、陕西的胡宗南。杨荫东打入了西北行辕,其意义之重要远非到西安的军官总队所能比。

主持西北行辕日常工作的专职副参谋长刘任,在抗战时期担任临洮步兵学校教育长,杨荫东曾在那里学习,毕业时考取了第二名,给这位教育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杨荫东所在步校学员队队长郑士瑞现在担任行辕交通处少将处长,而曾对杨荫东很欣赏的陆军大学战术教官沈涛也在西北行辕任职,其职务是参谋处中将处长。这样过硬的人脉关系为杨荫东进入西北行辕开辟了“绿色通道”,他被任命为参谋处联合作战少校参谋。

然而,西北行辕并不是杨荫东打入敌人内部的真正目标。蒙定军对杨荫东如此安排,乃一箭三雕:进一步淡化杨荫东与赵寿山以及原三十八军地方杂牌军的关系,给他那张履历表增加更多的“中央军”嫡系“色彩”;进一步“镀金”,毕竟西北行辕的招牌大;作为跳板,寻找机会打入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要害部门。

1946年12月底,蒙定军派人送信给杨荫东,要他“急速回西安”。接信后的杨荫东,星夜赶回。原来,蒙定军通过他在西安的关系网获得一条重要信息,即胡宗南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进攻边区,为此他任命国民党原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为西北补给区即第七补给区中将司令,而补给区是个新建机构,急需要人。

恰在此时,周士冕也正在通过他的同学曾潜英打听杨荫东的情况。1945年,作为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副官的杨荫东,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曾帮助周士冕写过战术作业,从而获得周的赏识。当此用人之际,周司令念及曾有过同窗之谊的杨荫东。

西北补给区掌握着胡宗南部的全军配备情况,这也正是中共西安军事情报组要打入的部门。这一次,国共两党相关部门竟阴差阳错地想到一起去了: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周士冕所找的人,竟然与中共西安军事情报组蒙定军想要派去的,是同一个人—杨荫东。

1947年春节刚过,杨荫东被周士冕任命为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第七补给区的任务是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等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应。杨荫东的到任,等于该地区几十万国民党部队的供应分布、补给计划甚至行动计划,被共产党全部掌握在手里。

杨荫东将收集到的军事情报通过刘雪琴转交蒙定军,蒙定军派地下交通员交给关中地委,关中地委再通过无线电台报告给西北野战军前委。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扬言:三个月结束陕北战事。不料,一个月内,蒋军连遭三个败仗,我军三战三捷。胡宗南意识到内部出了问题,气急败坏,在西安城里大抓“共谍”,蒙定军“榜上有名”,遭到通缉。这一年的5月,蒙定军奉命撤离西安,结束了潜伏任务,回到边区马栏,终于归队,党安排他担任关中军分区参谋长。

蒙定军离开西安以后,杨荫东的情报通过刘雪琴转给崔一民,再通过地下交通员或电台送到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处。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蒙定军亲自带着电台,在边区前沿联络等候交通员,一旦接到情报,一刻也不耽误,马上译发给西北野战军前委。

杨荫东打入敌人补给区时,正是胡宗南加紧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际。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以及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主官姓名、驻地、装备等重要情报,杨荫东及时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因此,胡宗南军用地图上23万兵力的每一次移动,都在彭德怀军用地图上同时移动。西安军事情报组准确而及时的情报,有力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及时向我西北野战军提供了胡宗南主力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迫我军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我西北野战军得到杨荫东提供的情报后,派出一小股部队佯装主力,并给敌人造成溃逃的假象,引得蒋军穷追不舍。与此同时,彭德怀将西北野战军主力隐蔽起来,待敌人大军北去之后,以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4月30日突然包围了敌主力所在的蟠龙镇,5月2日发起进攻,经过两天激战,全歼一六七旅,生俘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大批粮秣,几万套夏装和其他军用物资。

蟠龙战役所缴获的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解决了我军急需的夏装和急待补充的武器弹药。

1947年8月,陕北沙家店战役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挺进豫西,胡宗南对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随即进行了调整,为了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胡宗南采取了收缩防线、加强据点、机动防御等措施。杨荫东及时将胡宗南的具体调整计划向西安军事情报组报告,中央军委获知后,迅速调整兵力,决定:“西野”主力南下,把战线扩大到敌占区,策应陈谢大军,使胡宗南不能南北兼顾。

杨荫东提供的这一情报对于改变整个西北战场的态势具有重大意义,价值非常高。后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特批,奖励了活动经费给情报组。

1948年2月,胡宗南部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两个整编师2.4万人,由宜君、洛川一线向宜川推进,妄图狙击我军南下。

彭德怀给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发来急电,要求三日内将刘勘的军事行动、意图、番号、兵力部署、兵员组成、武器装备等情况,速报西北野战军前委。

杨荫东不敢怠慢,将情报按时送出,由地下交通员孙光明把这份情报送到赵伯平手里,赵伯平急电彭总。

译电员将电报译出,上面写着:“刘勘率领二十九军军部及两个师从洛川赶往宜川,增援守敌二十四旅。”彭德怀随即排兵布阵,制定了围点打援战术,以一部分兵力包围宜川,主力则在宜川西南的瓦子街设伏。

当刘勘率部于2月28日到达瓦子街时,正好陷入我军布好的“口袋”内,经两天激战,全歼敌军将近3万人。军长刘勘自戕,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被生俘。我军解放了宜川,取得了西北战场上空前胜利。宜川大捷,又称宜瓦大捷,粉碎了胡宗南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的企图,为我军继续扩展外线作战,深入国民党统治区,消灭胡宗南集团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同时,又迫使胡宗南将裴昌会兵团从河南急调入陕,给陈、谢兵团创造了发起洛阳战役的战机,配合了中原战场的战略进攻。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指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

宜川大捷后,彭德怀司令员向关中地委发来嘉奖令,嘉奖为此次战役提供情报的有功人员,并特意让赵伯平带上关中军分区参谋长蒙定军,参加西野前委在白水县五庄镇召开的祝捷大会。彭德怀当面表扬蒙定军:“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帮助。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以解放大西北。”

彭大将军言犹未尽,又说:“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得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被胡宗南强得多。”

1949年,胡宗南军队在西北战场节节败退。杨荫东根据蒙定军的指示继续“卧底”。蒙定军要求他:“胡宗南撤退到哪里,就随补给司令部撤退到哪里。”于是,“杨少校”随胡长官由汉中一路撤到四川剑阁,直到剑阁解放。

1949年12月,余秋里同志奉上级指示,在剑阁找到了杨荫东。1950年1月,杨荫东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接回西安,结束了在西安军事情报组3年多的工作,被分配到西北社会部。之后,他被调到中央对台办,长期从事对台工作。

杨荫东打入胡宗南部3年多,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众多重要情报,却始终没有暴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蒙定军这位“幕后操盘手”慧眼识人以及周密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

 

秘密交通线

 

蒙定军在潜伏期间,不仅仅为党获取情报,而且建立起从西安通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三条秘密交通线,并向国民党统治区派遣了几百名原三十八军的地下共产党员。这些同志打入国民党地方武装部队,在解放战争大反攻阶段,里应外合,配合我野战部队,共同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部,其东、西、南均为国民党统治区,只有北面一条狭长的山路通向延安。抗战时期,胡宗南在周边各县部署有3个以上的正规军,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拿下这个“囊形地带”。

1940年3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封锁陕甘宁边区,两个多月后,在边区的南面和北面构筑起5道封锁线。其中,南面的封锁线东起黄河边上的宜川,经洛川、黄陵、宜君、铜川、耀县、淳化、旬邑、彬县,一直向西连接到甘肃的宁县、西峰镇,然后进入宁夏的固原至同心。围绕关中分区的封锁线则从旬邑县南端的土桥镇北沟开始,向南深入到淳化县的官庄,向西进入彬县龙高,向北伸向旬邑职田镇的文家川,一直连接到甘肃省的正宁县,长达200余华里,修筑了190多座碉堡。碉堡的形状分四角形和五角形,分母堡和子堡,母堡驻扎一个排的兵力,周围有三四个子堡互相接应,子堡驻守一个班;碉堡之间的距离1—2华里,位于交通要道或者制高点。碉堡之间以交通沟相通,沟深、宽各一丈,周围还有内外壕,深、宽也是各一丈。交通壕上架设吊桥,白天放下,夜晚收起,以断交通。过往行人,严格盘查,物资没收。戒备相当森严。

显然,国民党要把陕甘宁边区南大门这个出口紧紧地“扎住”,把边区军民困死在里面。

1943年5月,蒙定军从西安来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指示他,要建立西安至边区的秘密交通线,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蒙定军根据这个指示,建立起3条由西安通往关中分区的秘密交通线。

第一条是淳化线。

淳化县与关中分区的赤水县和淳耀县紧邻,是边区向南通往西安的必经之道。1943年至1945年,马志超担任国民党淳化县保安大队大队长。此前,他曾与蒙定军一起参加过旬邑暴动,是同乡、同学,也是战友。此时,他身在敌营,实为地下党员,和蒙定军一样,肩负起秘密使命。由此,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便建立起来。1944年2月29日,蒙定军手持国民党陆军大学参谋班的证件,亲自将三十八军地下党负责人范明一行10多人从西安送到泾阳县。第二天,范明一行赶到淳化县。当天夜里由马志超的保安团护送,顺利通过封锁线,进入边区。

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蒙定军还将三十八军内部那些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如王延杰、王直、王异等同志,送至延安学习,后来又利用这条线将一些同志派往国统区,打入敌人内部。

蒙定军还把马志超介绍给中共陕西省委联络员王国同志。王国多次经过马志超的防区,利用这条交通线进出边区,执行情报的传送任务。经过蒙定军的努力,在这条交通线上,进出边区的人员和物资始终都畅通无阻。

第二条线是西安至耀县。

位于陕西渭河以北的铜川当年叫同官,因为发现煤炭资源修了一条直通咸阳的铁路,它开始被称为咸同支线,后来叫咸铜段。段长是陈振乾,其夫人叫汤秉玉。因为蒙定军的夫人杜琴岚公开职业是医生,所以,蒙定军便开展“夫人外交”,让杜琴岚和汤秉玉交上朋友,进而让夫人做通了陈段长的工作。由此,“咸铜段”成了由西安通往关中分区的我党第二条秘密交通线。杜医生以做生意为名,将医药、无线电器材甚至武器弹药,通过这条线由西安运到耀县,并由我地下党组织接应接收。

第三条线是彬县。

彬县位于关中分区的西线,是陕甘交界重镇,扼守着西(西安)兰(兰州)公路。国民政府在这里设立了第七行政专员公署,抗战期间,专事反共、“吃摩擦饭”的国民党预备三师驻扎于此。而在解放战争初期,蒙定军便已在这里建立起秘密交通线。

至此,围绕着关中分区的东、南、西三个方向,都部署有蒙定军安排下的秘密交通线。所以,国民党封锁关中分区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1947年5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张德生给黄艾民同志布置了两项任务:一、了解彬县敌人驻军和物资情况,为我军攻取做准备;二、通知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

很久以前,蒙定军的妹夫杨修德就已在彬县县城里开办了药铺,借此为掩护,建立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当黄艾民潜入彬县县城、准备前去药铺联系时,突然发现药铺已被特务们盯梢。危机关头,蒙定军的夫人杜琴岚医生和地下党员张归仁冒着危险,协助他脱离了险境。会面之后,黄艾民详细地获知了彬县敌军的部署以及军用物资存储方面的情报。

随后,黄艾民赶往旬邑,争取尽快与马志超接头。这时,杜琴岚将蒙定军的大儿子蒙建中找来,让他陪同黄艾民前往。蒙建中虽只有十六七岁,却已俨然像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他通过内线告知马志超:“远方的亲戚来了。”马志超心领神会,赶紧派警卫员前往迎接。在旬邑县张洪镇城内,黄艾民和马志超会面,他传达了上级指示:我军准备攻打彬县,夺取军用物资,然后解放旬邑,要马志超率领旬邑县自卫大队准备起义。

 

“白区布点”

 

所谓“白区布点”,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安插共产党的人,派共产党员秘密打入国民党军队系统尤其是地方武装中,建立秘密据点,搜集情报,在未来的解放战争中为我野战部队从外部进攻做内应。有人形象地将此比作“开城门放吊桥”。

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白区布点”会议,中共西北局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统战部处长范明和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范明和汪锋指示由蒙定军进行具体实施。

实际上,蒙定军的“白区布点”工作早在中央会议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44年2月,赵寿山将军被迫离开三十八军之前,和蒙定军在西安商议,把三十八军原教导队毕业生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安排到关中各县,打入地方民团。1944年5月,三十八军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军士从河南前线回到关中,蒙定军负责接收,将一部分送往边区,一部分安排在关中以及河南、山西、四川北部等42个县。其中的典型事例是对尤继贤的安排。他本是三十八军十七师一个营长,蒙定军把他安排在河南陕县民团当副团长,在当地建立起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百余人的武装队伍,1945年7月17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县起义时,尤继贤率部配合,并随部队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

蒙定军接受范明和汪锋的指示,于1945年11月初从西安回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向汪锋和范明交接了已布置的人员名单,以及家庭和本人的详细情况,同时,又选择了一批先前已回到边区的三十八军的干部,共计625名,将他们安排在陕西、甘肃、青海、川北、豫西的国统区,设立了125个点。1945年7月和1946年5月,三十八军两次起义时,一部分人员因为回乡探亲未赶上,还有的在起义过程中被打散,这两部分人到三十八军西安办事处找蒙定军,蒙又将其中的200多人进行了“布点”安排。这些同志在解放战争中里应外合,率领国民党地方武装相继起义。当野战大军西进时,这些起义部队作为我军地方军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城市设施、消灭残余敌人,保证了后方的安全,为加快解放战争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的朝邑、白水、凤翔,甘肃的天水、武都,以及河南的开封、南阳、巩县等地起义的成功,都是蒙定军在白区预先“布点”的结果。

 

巧妙周旋

 

蒙定军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打入三十八军,如果不是最早的,也是较早的。但他撤出的时间则绝对是最晚的。三十八军所属两个师分别于1945年7月和1946年5月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而蒙定军于1947年3月才离开用以遥控三十八军的“西安办事处”。他是在这支国民党部队从事秘密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这种极其特殊和复杂的环境中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超常的胆略和智慧以及随时应变的能力。其中,信念和胆略是最重要的。正如他在给陕西省委写的思想总结中所言:“经过旬邑起义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抗日前线的战场上和在敌人营垒里没有胆怯过。”

在敌营里潜伏,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1937年,三十八军十七师从娘子关向西撤退时,八路军派人联络,希望该部留在晋东北对日开展游击战,师长赵寿山不同意。为了把部队留在山西,中共地下党指示蒙定军,要他不给师部颁发的撤退命令盖“关防印”,拖延其西撤行动,以造成强行留在晋东北的既成事实。此事被十七师参谋长李竹亭发现,要以“贻误军机”为名枪毙蒙定军,幸亏师部参议崔仲远出手相助,他才得免一死。

1939年至1943年,蒙定军担任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彼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年月,也是国民党反共最疯狂的时期,其三次反共高潮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在三十八军内部,国民党以各种手法不断地进行“清党”和“整肃”。

1940年11月,蒋介石侍从室来电,指名三十八军“蒙定钧”等30余人系共党嫌疑,要求把这些人送往洛阳劳动营受审。开始,三十八军军部以来电写错了姓名为由,复电“查无此人”。蒋介石未放过,要求赵寿山以身家姓名担保这些人不是共产党,赵寿山出具证明,蒋介石才罢休。

1941年2月,蒋介石旧案重提,继续追查“共党嫌疑”。不过,这次口气有所变化,指控这些人“思想不纯正”,处理办法不是“送审”,而是送洛阳干训团“受训”。蒙定军认为,这一次不能再让赵寿山出面顶了,而是采取“以变对变”的策略,以“送而不进”来应付。“送而不进”就是把人送到洛阳,但不进“干训团”,等待时机。后来,工委以抗日前线战事吃紧为由,又把这批同志要回部队。

这一年的4月,第一战区长官部又给三十八军发电,列了一份12人的共产党名单,要求将名单上的人送西安劳动营。工委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照单全送,当然不行,一个不送,难以交差,最后只送了3个人,其中,共产党员只有一个,另外两个有较强的社会背景。到了劳动营后,那位共产党员很快取得信任,被认为“思想纯正”而得以释放,另外两个则通过关系获得保释。这3个人都没有暴露三十八军内部党的机密。

如此巧妙应对国民党“清理共产党”的阴谋,彰显了蒙定军对敌斗争的智慧。然而,在当时,党内对此有不同看法,到了“文革”时期,这又成了蒙定军一大罪状,乃至“文革”末期的审查结论中,仍给他留下了个“尾巴”。其实,毛泽东主席早在1941年就对这个问题做了结论,他在听完陕西省委的汇报后说:“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调干部受训,不去行么?我们又不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也不能向他提出免训的建议,不去怕不行吧!军官调去受训,我们党不便和他们联系了,那就依靠他们自己根据党的政策去工作,对他们也是一个锻炼。退一步说,万一有人告密了,暴露一些同志,他们能经得起考验,证明是我们党可靠的干部。万一有人经不起考验,脱离了党,证明他即便留在党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离开党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损失。”(见《丹心素裹》第2卷,第40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主席这段话充分肯定了蒙定军在处理“受训”问题上的做法。实际上,蒙定军在三十八军担任工委书记期间的一系列决策和做法基本上符合毛主席上述讲话精神。他的主导思想是: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是它的最高领导者,作为地下党,一味地斗争,处处对着干,是行不通的,要讲策略,讲斗争艺术。

蒋介石在监视三十八军的同时,同样加强了对这支部队的渗透和控制。而以蒙定军为首的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则不断地想法子应对。1939年冬,国民党中央要求军队中的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工委请示陕西省委后,同意已经任职的中共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为了“融化”杂牌部队,要求所有军官必须有中央军校毕业的资格,否则,不能担任军事长官。这实际上是要进行“洗脑”。蒙定军请示省委后,向赵寿山推荐了100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军官,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这些同志“镀金”后回到部队,立即被任命为排、连、营级主官。

有时候事发突然,来不及请示上级,怎么办?这就到了考验一个干部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时候。1941年秋,国民党下令,连队的国民党指导员由该连队主管兼任。之前,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中共地下党员可以集体加入国民党但不能担任职务。按照这一规定,如果已经担任连队主管的地下党员再兼任国民党指导员,就违反了省委的规定,而如果不兼任,就等于放弃掌握到手的武装,甚至会因此而暴露身份。在来不及请示省委的情况下,工委书记蒙定军当即拍板:兼任。这样,既保证了地下党掌握部队的领导权,又防止蒋介石派特务来渗透,充分显示了蒙定军灵活掌握政策的水平以及敢于担当的精神。

三十八军所处的环境异常复杂,对外要和日本人打仗,对内要对付蒋介石的渗透和控制。就部队本身来说,这是一支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部队,高级军官大多在家乡有土地,在城市有房产,有的还开商店做生意。而士兵大多为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纪律参差不齐。军官之间大多靠“义气”来维持。蒙定军坚决执行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根据三十八军实际情况处理问题,以抗日为最高原则。

他长期在参谋处做人事工作,在安排地下党员到部队任职时注意倾听旧军官的意见,尽量照顾他们的要求。因为旧军队任用私人是个普遍现象,团结好旧军官事关部队的团结和稳定。蒙定军不仅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孙蔚如、赵寿山等三十八军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还注意团结中下层军官,即使对国民党派来的中央军校毕业生,只要不是特务,照样团结争取。军部参谋兼地形教官张德广,懂英语,军事素养高,经过蒙定军的“工委”做思想工作后,逐渐同情共产党,即使离开三十八军担任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后,仍然同中共保持联系,提供军事情报,保护中共地下党员。胡宗南从西安撤退后,任命张德广为西安地下特务负责人之一,解放以后,被我方逆用,派到香港,受到敌特信任,又派回西安,为我方提供了潜伏在西安和陕西境内的特务名单。

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解放后先后担任甘肃和陕西省委书记)对蒙定军有个评价:“顾全大局,坦诚,忠厚,热情。”

“平台”很重要,信仰、个人的素质和人格魅力同样不可缺少。党把蒙定军放在这样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岗位上,蒙定军的党性、顾全大局、坦诚、忠厚、热情加固了这个“平台”,因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宁可做好一件事”

 

蒙定军说过这样的话:“宁可做好一件事。”

这还得追朔到1943年。那年5月底,他回到家乡—旬邑县马栏,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时逢延安整风,省委主要负责人正在参加整风学习。蒙定军因身份特殊没有参加,以免暴露。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整风文件以及中央、省委的有关文件和资料,系统地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反省,最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必须要认识全局,宁可做好一件事,而不要包揽过多,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有头有尾。”

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蒙定军坚守着这一原则。

蒙定军晚年把全部身心用在为原三十八军落实政策、整理撰写三十八军地下党革命斗争史上。

1978年,他向叶剑英副主席写信,反映原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在“文革”中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红旗党”的问题。地下党组织中许多党员在“文革”中被诬陷为“真国民党、假共产党”,作为“叛徒、特务”而遭受残酷迫害。叶副主席很快批示,要求复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力量,经过一年多调查,于1980年12月7日,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污蔑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2月13日发文,向全国批转了这个报告,使“文革”中这一冤案得到平反。

然而,这份文件对原三十八军干部尤其是非中共党员干部参加革命时间的计算没有明确规定,致使这部分干部的工龄和工资待遇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于是,蒙定军又联合汪锋、孔从洲、闫揆要等老同志于1983年12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确定原三十八军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请示报告》。1984年11月17日,中组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关于确定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原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条件”。

这两个文件为原三十八军、包括原十七路军的广大指战员全面彻底地落实了政策。

1983年11月,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原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整编领导小组”,蒙定军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他在生命的最后5年中,亲自动手撰写有关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回忆文章以及三十八军抗日史;与人合写纪念赵寿山和孙蔚如的回忆文章;为5位烈士写传略;为200多位原十七路军同志写征稿信和咨询信;审阅了1000多份回忆文章和史料。同时,还为数百位牺牲或过世的原三十八军指战员的后代复信,帮助他们为父辈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其中,他写的《深切怀念呼品一同志》,读来令人感动。呼品一是三十八军的营长,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蒙定军不惜笔墨,用了4000多字详细叙述了这位鲜有人知的烈士的事迹。不仅如此,他还亲自给呼品一的儿子呼中汉写信,饱含感情地对烈士的后代说:“你父亲不仅是三十八军的营长,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他以中央文件为依据,告诉烈士的儿子:“不要说共产党员死亡后成为烈士,即使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如十七路三十八军指挥员,从抗战开始一直参加革命到底的,不仅要承认工龄,阵亡更要承认烈士。”

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宁可做好一件事”的誓言,把三十八军这件事做得有始有终,十分完美。

蒙定军另一个可敬之处是不争功。

他是在三十八军工作时间最长的地下党负责人,先后担任过中共三十八军特派员、工委书记,西安办事处主任。他和胡振家、范明合写了一篇文章《改造三十八军的光辉历程》,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然而,文章中却很少提及他个人,大多以“工委”代之。正如他的秘书姜铁汉同志所说的那样:“蒙定军本人在他留下的回忆文章中也是只谈党中央、陕西省委的领导,谈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很少谈及个人。”“蒙定军一生做事低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争功。”

1988年5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和人民政府在旬邑县城隆重举行“旬邑暴动纪念碑”落成典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中顾委委员高克林、张策、王世泰,全国政协委员于占彪等500余人参加。而远在病榻上的蒙定军仿佛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家乡,60年前渭北高原上那场壮举,一幕幕闪现在他的脑际,英雄暮年,仍壮怀激烈……

1988年5月16日,蒙定军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6岁。习仲勋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

 

 

参考资料:

1。姜铁汉编著《蒙定军传》第2卷,未来出版社2014年版。

2.《旬邑县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3.中共咸阳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走向光明》(咸阳党史资料六)。■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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