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激流中的第五伯昌

田润民

第五伯昌,复姓“第五”,1889年生于陕西省旬邑县魏洛村一个农民家庭,字良栋,化名正德。

20世纪20年代,旬邑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党支部在魏洛村诞生,其首任支部书记便是第五伯昌。1930年前后,他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在陕甘交界的“西北路”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及白色恐怖中,他积极工作、勇敢战斗;在旬邑暴动、旬邑游击队以及刘志丹领导的陕甘革命活动中,其作用和影响不可或缺。他为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之一。1932年,他代表中共旬邑特支向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这件事被写入了中共党史、军史以及小说《刘志丹》。

 

乱世中的热血青年

 

“第五”在中国人的姓氏中是少见的复姓。汉高祖刘邦建立政权后,将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国王的后裔和豪族名门共十万多人迁徙到陕西关中(今陕西咸阳附近)一带定居,此举既繁荣了关中地区的经济文化,又削弱了各地豪强的残余势力。在迁徙原齐国田姓贵族时,因族大人众,按门第顺序分为第一氏至第八氏,例如大族田广的弟弟田英为第八氏,其孙田登为第二氏,元孙田癸为第三氏。而第五氏也是其中的一支,于是产生了“第五”这样一个复姓姓氏。在整个大家族中,唯有“第五”这一族后来出了不少名人,“姓以人为贵”,“第五”这个姓氏不仅得以流传,还作为显姓收到《续百家姓》中。而第一至第八则后来都改为单姓“第”及“伍”两个姓氏。但是,后人在称呼“第五”姓氏时,因嫌冷僻而啰嗦,有时便自行省略,比如,对于第五伯昌,当年在刘志丹的部队里,同志们便称他为“第参谋”,而中共陕西省委文件则称他为“伍伯昌”。

从祖父一辈算起,第五伯昌上溯三代人都是农民。到了父亲这一代,已经拥有一个庄院、六间厦房以及十余亩土地。应该说,是一个不算穷也不算富的自耕农家庭。正常年景下,自给自足,十余亩地打下的粮食能够维持生活。因这样的家庭,第五伯昌小时候还读过几年私塾。那时,给私塾先生的“学费”是麦子,每个学生每年交一石(200公斤,合400市斤)小麦,这对于一个自耕农家庭来说是不小的数目,但第五伯昌的父亲却说:“宁可少吃一口饭,家里也要供个识字人。”

“不识字,睁眼瞎,错把冥票当钱花。”老人家当初供儿子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受人骗,避免把祭奠亡人的冥票当成钱,却没有想到,读书识字后来帮助儿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老一辈人常说,陕西最大的灾荒发生在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而旬邑地区最大的灾荒年则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那年发生的一场大旱致使庄稼绝收。大饥荒不仅饿死了许多人,还使像第五伯昌这样的自耕农家庭破产,再也无法靠种地养活家人。为了生计,第五伯昌的父亲外出做苦工。祸不单行,打工期间,这位老实忠厚的农民突发重病,客死他乡。第五伯昌在家里是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父亲的突然去世,促使年仅12岁的他不得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了务农耕田,还需出外做工。母亲替别人做针线活、拆洗衣裳,有时候还需向亲朋借贷。如此,全家方可勉强糊口。

少年时代,第五伯昌曾习练过武术。困顿中的他幻想着凭自己识文墨和会武功的本领另寻一条生活出路。辛亥革命爆发后,枪杆子吃香,“要吃粮,当兵去!”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第五伯昌去当了兵。那时候,士兵中识字者极少,他很快被提拔为班长。几年后,军阀混战,他离开部队回乡务农。

从军经历使第五伯昌开阔了眼界。他感触最深的是,读书之重要。他的长官毕墨轩本是个大老粗,却很看重文化,在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简练处报名时,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文气十足的“毕墨轩”,谁知,师爷(文书)落笔时,错把“墨”写成了“梅”,因为陕西方言里这两个字念同一个音。这件趣闻给第五伯昌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家乡魏洛村后,他常给人讲:“毕墨轩一介武夫,还想沾点儿墨水呢!年轻娃娃不读书怎么行?”发现村里上学的学生很少,他主动出任魏洛村小学的校董,动员村上的适龄儿童入学,使在校学生由2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50多人。学生桌凳不足,第五伯昌亲自挨门挨户向群众借。他还给学校采购教学用品,协助老师管理学生,给学生讲他从军打仗的故事。在这位热心校董的帮助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培养出不少人才。

 

农民运动中的先锋

 

1926年,中共旬邑特支书记许才升来到张洪镇,宣传革命,建立旬邑县西区(张洪)农民协会。第五伯昌是见过世面的人,许才升讲的那些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能听明白,他觉得农民翻身的日子到了,不仅第一个报名,而且动员亲朋、邻居参加农民协会,他则被推选为张洪区农协主席。在中共旬邑特支领导下,第五伯昌还组建了张洪区农民自卫军,保护农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在张洪区首先推翻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实现了农民协会掌权,“农民的事情农协管”。

1927年3月,许才升到魏洛村创办平民夜校,这是一所革命启蒙性质的学校。第五伯昌先后动员40多名贫农入校,学识字,共同听许才升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国民革命形势以及农民运动。通过听课,第五伯昌认识到,自己过往的苦难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普天之下劳动阶级所共同遭受的,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和苦难。平民夜校仅仅开办了一个月,许才升便在魏洛村平民夜校学员中发展了11位党员,第五伯昌是头一个。中国共产党在旬邑县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魏洛支部,由第五伯昌担任支部书记。入党后的第五伯昌焕发了青春,积极地领导魏洛支部宣传革命,斗争土豪劣绅,维护农民权益。

1927年夏,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国共合作破裂。中共旬邑特支领导下的各级农民协会被国民政府旬邑当局取缔。

其后,第五伯昌以卖油为掩护,开始秘密为党工作。

 

旬邑暴动中的老兵

 

1928年5月,渭北高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史称“旬邑暴动”。

第五伯昌是参加暴动者中年龄最大的共产党员,他比许才升、蒲玉阶这些领导人大10多岁,而比崔廷儒、崔维峻、马志超、蒙定军这些“宝塔小学”的学生们大20多岁,相当于他们的长辈。他还是这场农民起义中唯一参加过正规部队、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在攻占旬邑县城的战斗中,他为起义领导人出主意。暴动失利后,为防备反动势力的反扑,指挥部又把防范和阻止敌军来犯的任务交给了他。

5月10日,接到命令的第五伯昌与程群儿骑着马赶到彬县泾河畔,侦察驻彬县国民政府军的动态。11日,他与程百印、程永延共同率领30名苏维埃渭北支队队员,在彬县黄家桥警戒,防备驻彬县的国民政府军突袭。富有军事经验的他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建议指挥部准备300人的饭,一面故意将消息透露出去,一面组织人马虚张声势,给泾河对岸的敌人造成旬邑有重兵防守的假象,迷惑敌人。指挥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彬县国民党驻军不明虚实,未敢轻举妄动。

敌人随即变换了手法,收买内奸,利用起义队伍中的变节分子抓获许才升等7名起义领导人。为了营救被捕的起义领导人,第五伯昌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苏维埃渭北支队队员们对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因敌众我寡,第五伯昌和他的战友们被逼退到老爷庙。负伤多处的他掩护其他队员逃出虎口后,凭着自己一身武功,躲到老爷庙大殿的屋顶上才得以生还。随后,幸存的30余名队员转入山区,成立了旬邑游击队,由第五伯昌出任党代表,领导游击队在旬邑、淳化、耀县交界的山区开展游击战,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散为整体,打击土豪劣绅、土匪、反动民团、国民党军。

 

淳化“播种”记

 

第五伯昌一面以党代表的身份指导旬邑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斗争,一面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到毗邻旬邑的淳化县开展秘密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淳化县位于旬邑东南方向,与旬邑县的土桥镇接壤。1928年8月,经崔金兴介绍,第五伯昌结识了在淳化县方里镇高小任教的李仲仁。李仲仁将第五伯昌带到自己的家乡白庙村,因为自己不常在家,便把第五伯昌安排在弟弟李自平家里,并要弟弟招待好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为了方便工作,第五伯昌化装成商贩,挑着一副货郎担,以收购古董、卖眼镜为掩护,在白庙、薛家、王家嘴等村走街串户,号召农民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有一天,他把罗述存、李三合、田启顺、李自平、王富财、张述华、李正坤7位贫苦农民召集起来开会。

第五伯昌问:“你们愿意不愿意加入共产党?”

因为已有平时的宣传教育打下的基础,这7位农民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

第五伯昌进一步鼓励说:“你们要好好干,再不要瓜(“瓜”,方言,即“傻”的意思)啦!要跟着共产党,等革命成功了,会有幸福生活过的。”

接着,他又发展了白庙村附近的任连俊、王有元、马金璋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7月,在第五伯昌的主持下,毗邻旬邑县的白庙村建立了党支部,任连俊担任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淳化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土地革命时期,农村党组织是武装斗争的战斗堡垒,是游击队活动的坚实基础。

第五伯昌将淳化白庙村党支部以及党员的情况汇报给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问他,你发展的这些党员中,哪个能领头打仗?第五伯昌便向他推荐了罗述存。1932年三四月间,刘志丹亲自给罗述存写信,通知他来旬邑开会。罗述存带上另一个党员李正坤,来到张洪镇附近的苜蓿岭。苜蓿岭位于第五伯昌老家魏洛村以南几里处,三面临沟,一面和塬相连,隐蔽而安全。这是第五伯昌精心为刘志丹选择的开会地址。刘志丹在这里召开了游击队和地方党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要求,与会党员们要迅速行动起来,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会议期间,刘志丹亲手交给罗述存一面红旗、两支枪,并让他们两人跟着陕甘游击队一起参加攻打甘肃正宁县山河镇的战斗,实际上是让他俩通过“见习”,学习打仗。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召开白庙、薛家党支部会议,传达陕西省委关于组织地方武装、创建根据地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淳化游击队。会后不久,白庙村党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淳化游击队,有队员20多人,基本上都是第五伯昌发展的党员,罗述存担任队长,任连俊任副队长。

1933年4月,红二十六军在耀县照金召开了淳化、旬邑、耀县游击队队长会议,刘志丹对各县游击队进行改编并划分活动区域,淳化游击队改编为陕甘边第十一游击支队,主要在淳化北部以及与耀县和旬邑交界处的凤凰山、安子洼、清水塬、润镇塬活动。会后不久,刘志丹命令第十一支队配合红二十六军攻打润镇,消灭当地反动民团武装。第十一支队首先攻下了润镇南门,民团团长李自新吓得率残部弃城逃跑。1935年8月和11月,淳化以北和耀县接壤处,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淳耀县,与旬邑交界处则成为赤水县。这样,淳化县自润镇以北的地区便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白庙村党支部到陕甘边红色根据地的“赤水”、“淳耀”两县,其“播火者”和奠基人就是当年挑着货郎担子开展革命活动的“古董商”第五伯昌。

第五伯昌在淳化的革命活动,不仅在中共淳化县的党史资料中有记载,而且李仲仁和李自平兄弟后来都有具体描述。李仲仁回忆道:“1928年下半年,我在家闲住了半年。期间,第五伯昌以古董商的名义在我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来来往往大约两年多,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宣传马列主义,发展了20多名党员,1929年7月主持成立了白庙村党支部,后来又组织了20多人的游击队。”李自平说:“1928年8月,我二哥李仲仁介绍第五伯昌住我家,来去约两年,动员农民起来革命。”

 

陕甘边地区的“省委代表”

 

1930年9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文件《陕西工作报告》中将全省划分为三个工作区域,即“西路”、“渭北”、“西北路”;“西北路”指的是陕西省淳化县、旬邑县以及甘肃省的正宁县,即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谈到“西北路”的工作时,报告说:“淳化、三水(旬邑)、甘肃正宁,这三个地方,离省委很远,地处偏僻,省委亦始终不能派人去巡视,过去只派一农民同志(第)伍伯昌同志回去担任工作,最后(第)伍同志参加渭北游击战争,工作停顿。三水(旬邑)过去曾成立过苏维埃,不久完全失败,因此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正宁是甘肃所管,可由此建立甘肃工作,所以省委最近又派(第)伍同志回去。”(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党组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这段话文字不多,却勾勒出第五伯昌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西北路”工作的时间表。如果以文件日期1930年9月13日为准,文件中所说的“过去”应该从1928年8月他在淳化从事地下工作算起。“最后(第)伍同志参加渭北游击战争,工作停顿”,此处指的是他1930年参加陕西三原县渭北灾民自救队,因而“西北路”工作暂告停止。“最近省委又派(第)伍同志回去”,这句话很明确,指在这份文件起草前后,省委又派第五伯昌回到“西北路”工作。

第五伯昌参加渭北游击战争值得一提。

1929年,陕西关中地区大旱,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地主豪绅和投机商人趁机哄抬粮价,压低地款,高利盘剥,使得大批农民家破人亡,而国民党政府又加紧对灾区人民压榨和掠夺,除摊派军粮以外,党捐、差捐、保甲费等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这时,陕西省特别是关中地区的主要社会矛盾是救灾,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不失时机地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提出“抗粮、抗捐”和“要饭吃、要土地”等口号。1930年5月,中共临时省委决定在渭北一带发动游击战争,6月16日成立了渭北灾民自救队,陈云樵为队长,黄子文任政委,共有180余人、100多支枪,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

面对百年不遇的天灾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政,发动灾民自救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临时省委将在“西北路”工作的第五伯昌调回渭北,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同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展开了斗争。陕西三原人王瑞琪回忆道:“1930年,在长拗周应吾家,唐玉怀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收麦后,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在侯家堡成立了灾民自救队,参加的人员有:王学道(高陵人),第五伯昌(旬邑人),田裕国、王志英、王安民(均系富平人),黄子文、潘老四、肖德印等同志。灾民自救队的宗旨是打富济贫,当天就在文龙堡分了一家地主的粮,我主管分粮。”(同上,第113页)

另有史料记载,第五伯昌不是孤身奋斗,而是从旬邑率领近百人的游击队参加了渭北灾民自救队。这种说法合情合理,因为旬邑1928年5月份就成立了游击队,第五伯昌还是游击队的党代表,参加渭北游击战,他不可能单枪匹马一个人干。有关史料还记载,渭北灾民自救队还筹建了苏维埃政府,黄子文为主席,第五伯昌为副主席。当地有名的恶霸与宜君县县长都是被第五伯昌处决的,被处决的这个宜君县县长叫潘恩桐,他在离任回省、途径武字区时被逮捕。后来,灾民自救军改名为渭北游击队,陈云樵回忆起这段革命斗争时说:“第五伯昌打仗非常勇敢,真是一个英雄,值得佩服。”

渭北灾民自救队的成立以及活动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即1930年5月到7月。7月份以后,第五伯昌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了渭北(三原地区),又回到“西北路”地区,即陕甘边的淳化、旬邑、(甘肃)正宁三县,这与1930年9月13日陕西省委文件所说的“最近省委又派(第)伍同志回去”,在时间上正好吻合。按照李仲仁、李自平兄弟的说法,自1928年8月以来,第五伯昌在淳化县前前后后活动了两年多时间;因此,从1930年7月开始,第五伯昌又开始奔走于淳化和旬邑两县之间,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点燃家乡革命之火

 

1929年初,第五伯昌回到旬邑,与崔维峻等秘密恢复了中共旬邑特支,地址设在东关村崔廷儒家,第五伯昌任社会委员,负责联络和统战工作。当年的崔廷儒故居,如今已作为中共旬邑县委(应为旬邑特支)的旧址,建成红色教育基地,对外界开放。

1929年7月1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关于陕西党务概况的报告中称:“旬邑组织溃散后,直到最近由流落的同志自动组织与临委发生关系,彬州(彬县)、淳化亦恢复关系,由旬邑管辖,同时接连旬邑之甘肃正宁,亦发生组织,甘肃工作今后亦可开始发展。”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旬邑党组织是流落在外的几个党员自动恢复起来的,恢复之后又及时与省委联系,而且,旬邑周边的彬县、淳化、甘肃省的正宁县党组织都归旬邑管辖,说明当时旬邑党组织力量之大、威望之高。而这,与分管联络的“旬邑特支”社会委员第五伯昌有直接关系!淳化县党组织就是由他亲自发展起来的。

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指示,中共旬邑特支还对党组织进行整顿,清洗动摇分子。第五伯昌参与整顿了郝村、魏洛、县城、东涧4个支部,在整顿中又发展了潘远志等一批新党员。1930年,他介绍张西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指派第五新堂建立了中共关道嘴支部,指示潘远志建立了中共皇楼支部及中共赵家屯庄支部。1932年,他介绍王忠合入党,并指示王忠合建立了中共王家支部。第五伯昌发展的党员潘远志动员了数十名青年加入刘志丹的陕甘游击队。潘远志跟随刘志丹转战陕甘边,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他进入红军大学深造,抗日战争时期又回到旬邑,曾担任中共新正县委书记,直至1949年。

1932年10月中共旬邑特支决定成立中共张洪区委,下辖魏洛、皇楼、张洪、关道嘴、赵家屯庄5个支部。经第五伯昌提议、中共旬邑特支批准,魏洛支部书记第五新书兼任张洪区委书记,区委设在魏洛村。

1929年到1932年,第五伯昌为恢复和发展旬邑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魏洛村为中心,发展党员并建立基层党组织,辐射张洪镇周围主要村庄,使这一地区成为旬邑县党员和党支部最多的地区,为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南下旬邑、开展游击战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伯昌动员职田一带群众抬猪、送羊慰问。在改编仪式上,第五伯昌代表中共旬邑党组织出席、发表讲话,并向新诞生的陕甘游击队授旗,还将旬邑游击队主力补入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大大加强了陕甘游击队的力量。当日夜,第五伯昌为陕甘游击队担任向导,帮助谢子长攻入职田镇,捣毁了国民党职田区公所,烧毁了绅士局的账簿、粮册、卷宗,擒获国民党职田民团团长唐碧武等。

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被写进了小说《刘志丹》:

1932年2月12日,举行游击队授旗典礼。……旬邑县委动员了许多群众来参加大会。……散会后,旬邑县委书记迪伯仁,欢天喜地跑来,拉着可夫、子长、志丹、鸿远去吃饭。这个农民干部,四十来岁,胖大个子,心眼实在,知道游击队要来这里,就托人买了几头猪,给队伍会餐,庆祝这个好日子。(《刘志丹》,第310页)

接着,小说又描写“迪伯仁”和游击队政委李可夫、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一起开会的情景:

大家围着饭桌,谈了一阵,都觉得,即令一定按李可夫的意见办,也应先占领职田镇,然后进清水塬、土桥,再到淳化、三原午字区、富平一带。迪伯仁见这样决定,兴高采烈地说:“1928年,旬邑起义,我们围过县政府。以后冯玉祥的兵来打,起义失败,许才升牺牲,老百姓就像下了地狱。去年,志丹同志带队伍来,整了土豪,给群众分了些粮,高兴了一阵,队伍一走,又叫人家给压下去了。如今游击队一来,苦日子又熬出头了。头一次行动,我来带路!”李可夫喜笑颜开:“你们看,地方干部多热心!都盼望咱们到他本地建立苏区哩!”(《刘志丹》,第311页)

作品中,人物“迪伯仁”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第五伯昌。通过小说,我们所看到的第五伯昌是个“四十来岁、胖大个子、心眼实在”的农民干部,他不仅给游击队送来吃的,还向谢子长、刘志丹介绍旬邑的情况,出谋划策。他是陕甘游击队、旬邑游击队以及党组织之间的重要联系人。

职田镇战斗之后,第五伯昌与吕振邦等仍然留在旬邑山区坚持游击战,配合陕甘游击队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于参加过旬邑起义,又有在毕墨轩部当兵的经历,第五伯昌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深得刘志丹器重,便被安排到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当参谋,参与指挥战斗。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为“第参谋”。“第参谋”熟悉旬邑周边的地形、敌情、民情,为陕甘游击队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4月中旬,第五伯昌侦知国民党旬邑县城兵力空虚,及时报告陕甘游击队,亲自担任向导,带领游击队从甘肃正宁县寺村塬出发,奔袭旬邑县城,4月18日攻克旬邑县城。

1932年秋,第五伯昌帮助中共赵家屯庄支部建立了游击队,游击队由10人组成,包括4名党员,壮大了旬邑游击力量。他率领旬邑游击队,配合程双印的陕甘游击队特务队,奇袭耀县照金,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该部400余众。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主力离开照金后,陕甘游击队特务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枪杀了队长程双印。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第五伯昌任代理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率领旬邑游击队与特务队撤离照金地区,进入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他们攻打马额镇,赶走了当地民团并分了土豪的粮食,在武字区吸收了百余青年,转移到旬邑县蜈蚣洞,其后编入陕甘游击队。

关于这一段历史,《习仲勋传》写道:

1933年5月,红二团南下后,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1928年5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习仲勋传》上卷,第101页)

 

鞠躬尽瘁

 

1933年这一年,第五伯昌已经44岁了,当地人称这个年龄的人是“半茬老汉”。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有时候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游击队员大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拼体力,四十多岁的“半茬老汉”怎么能和年轻人相比?组织上为了照顾第五伯昌,准备另给他安排工作。“第参谋”实在舍不得离开游击队,望着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战友,向来意志坚强的第五伯昌眼眶噙满了泪花,一步一回头地向战友们告别。

这一年的下半年,第五伯昌奉上级指示,改名第五正德,迁住西安市未央宫柯家寨,租地务农,潜伏下来。他开了一家磨面坊,以向西安城内送面作为掩护,为西安地下党收集和传递情报、转送文件并联络掩护同志。

长期在艰苦环境中为革命出生入死、艰苦奋斗,这透支了第五伯昌的生命。1946年2月,年仅57岁的第五伯昌罹患肝炎逝世。

他一生经历了两次大饥荒,少年时期就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青年时期从军,中年时期信仰马列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足迹遍布沟壑交织的陕甘边。旬邑暴动失败后那几年,白色恐怖笼罩着全陕西,省内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9月以后,咸阳地区除兴平区委以外的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直到一年后才逐步恢复。1928年11月和1929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两次被破坏,省委机关解体,各地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直到1929年3月1日临时省委成立才与各地恢复联系。然而,这几年恰恰是第五伯昌最忙碌的时候,他时而在淳化播撒革命种子,时而下三原参加渭北灾民自救队,时而又回到家乡重新点燃旬邑暴动失败后的革命火种。

第五伯昌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他不畏艰险、不计名利,他是在白色恐怖中勇敢战斗的战士。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永远值得人民纪念!

 

 

参考资料:

1.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党组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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