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永远纪念的旬邑暴动

田润民

陕西省旬邑县凤凰山脚下的烈士陵园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习仲勋同志的题词:“燃烧起渭北革命火焰的旬邑暴动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以资教育后来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曾在旬邑地区战斗过的汪锋同志也为烈士纪念碑题了词:“旬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踏着旬邑革命暴动先烈的鲜血,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奋勇进军,直到解放。”

中共咸阳市委原负责同志在为《渭北烽火魂》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评价1928年渭北7县的农民起义时,特别强调:“……尤以旬邑县的农民起义最为著名。这次以‘交农’、围城为主要特征的农民起义,参加者先后多达10万之众,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在我们党领导下的陕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郝村的鼓声

 

1927年,陕西省旬邑县发生了大面积、长时间的干旱,庄稼颗粒无收。这场大旱一直持续到第二年,造成1928年严重的春荒,致使旬邑农村十室九空,饥民食草根、树皮度日。

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地主劣绅对农民不但没有丝毫同情,反而变本加厉剥削:租子一斤不能缺,债钱一分不能少;违者收回土地,以人抵债。高利贷主趁火打劫,放“驴打滚账”,加倍盘剥百姓。

旬邑县县长庞天籁于1927年主政旬邑后,不但不赈灾救荒,反而派军警下乡催粮要款,拉丁拉夫。农民稍有反抗,便遭捆绑,游街示众。其恶行使旬邑人民的苦难雪上加霜。

官逼民反。旬邑人民对土豪劣绅的仇恨犹如烈火干柴,一触即燃。

1928年1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两封指示信,要求陕西省委发动农民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公告》,要求陕西各级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官吏、一切反动派和军阀,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

5月初,许才升在西安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他赶回旬邑后,立即向区委书记吕佑乾作了汇报。

许才升,1903年生于旬邑县城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毕业于宝塔高小,同年考入西安新民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8月,受陕西共产党负责人魏野畴指示回旬邑,以教书名义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他在宝塔高小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亲任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旬邑县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

1928年5月3日,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吕佑乾在县城秘密召集党员大会,吕凤岐、王浪波、程永盛、赵培基、樊奉贤、崔维峻、崔廷儒、马明轩、张宗良等参加。吕佑乾向与会党员传达了省委指示,并做了部署。

就在酝酿起义之时,中共郝村支部书记程百印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催粮委员梁武,催粮催款逼得很紧,请示怎么办。许才升指示程百印一面组织群众继续抗粮,一面耐心等待。

梁武由清水塬郝村劣绅程茂育陪同,毫无人性地勒逼郝村及其周边的蒲社、班村农民交粮交款。对交不起粮款的农民,梁武鞭打绳拴,并口出狂言:“我一手拿的是生死簿(催粮花名册),一手拿的是勾魂笔,叫谁死谁就得死,叫谁活谁才能活。”

5月5日深夜,许才升沿小路从县城赶到郝村。

当晚,许才升在程永盛家召开了党员会议,一面传达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一面动员:“催粮委员逼粮如命,群众无力交纳,我们要把清水塬的农民组织起来,到县城去‘交农’,推翻这些贪官污吏的统治……”

会议决定第二天起义,制定了四大任务:一、攻县城,捉县长,惩贪官;二、开粮仓,济贫民,助百姓度春荒;三、打开监狱,解救被押共产党员及无辜群众;四、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击土豪劣绅。

同一天,旬邑区委组织委员吕凤岐在旬邑县城召开宝塔高小党员会议,要求县城党员第二天晚上不要回家,住在学校,准备接应郝村起义农民进城。

此前,1926年,共产党员许才升就在郝村教书,他在这里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给村民带来了革命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和此地原本好打抱不平、除恶扬善的乡风结合起来,便成为一股革命的力量。

1928年5月6日,许才升派程国柱将号召暴动的“鸡毛帖”传遍清水塬18个村,当晚,许才升在郝村药王庙擂鼓,不到两个钟头,郝村、赵家、蒲社、班村、陈家、连家、庄合、坳里、吕家等18村群众140余人,扛着镢头、铁锨、杈把等农具,拿着大刀、长矛等武器,集合在郝村药王庙内。许才升身挎大刀,在庙台上讲话,号召老百姓团结起来,打进旬邑县城,杀贪官,除劣绅。

许才升的动员,把这140多名农民鼓动得热血沸腾,群情激奋。讲话一结束,大家便立即响应,程国柱、程志英等当即赶赴郝村乡约程书善家,抓捕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催粮委员梁武和郝村劣绅程茂育。

消灭了助纣为虐的贪官和劣绅后,许才升率领起义队伍向县城进发。沿途各村群众踊跃加入,起义队伍由原来的14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400多人。

起义队伍行至坡头塬畔时,点燃了一堆篝火,向县城内策应人员崔维峻、侯天佐发出信号。

起义队伍下塬后,吕振邦带领崔平原等数十人,掀开南城门石头顶着的水洞,顺着下水道钻入县城。进城后,他们直奔国民党县政府前门楼,缴了20多个警察的枪。

此时,埋伏于县城东边城隍庙前门楼上的崔维峻、张幼房和从城门下水洞钻进去的崔廷儒、侯天佐里应外合,用石头砸开了县城东城门的铁锁,打开了东城门。

5月7日凌晨4点,起义队伍全部进入旬邑县城,立即按原定计划分三路行动。

程国柱、程双印一路,迅速占领了县粮秣局。

劣绅王兆贤、旬邑县民团团总袁金章闻风逃往彬县,因而留下了后患。这两个家伙后来进行疯狂反扑,成为屠杀起义领导人的刽子手。

许才升、程永盛一路,由吕振邦等人协助,攻下了县政府,打开监狱,救出了共产党员王子健、王日省、王廷碧以及在押群众百余人。

攻下县城后,起义领导人立即发动青年学生上街刷标语,散发传单,宣传革命。

5月8日早饭后,许才升、程永盛、程百印、程国柱等起义领导人,集合起义队伍,在县城东门外的骡马市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县长李克宣。

这时传来消息,彬县敌人欲血洗旬邑。吕佑乾、许才升立即派人到泾河畔侦察,同时命令程百印、程永延带30余人埋伏在旬邑和彬县交界的黄家桥,准备阻止来敌。

接着,起义领导人从参加暴动的清水塬18村400多农民中挑选出200多名骨干,编成一支武装队伍,起名为“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这是渭北地区最早打出红军旗号的一支革命队伍。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等率部分起义队伍留在县城,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群众。崔维峻在宝塔高小负责印刷宣传品,马志超协助崔维峻刻蜡板、整理材料。

5月11日,许才升、程永盛、程国柱等带领“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230余人返回县城。吕佑乾当即主持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中共旬邑县中心支部作为起义指挥机构,并决定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

1928年5月12日上午,起义队伍聚集在宝塔高小,召开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午10时,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吕佑乾稳步走上主席台,满怀激情,高声宣布:“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了!”

吕佑乾,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教系,是当时凤毛麟角的大学生,崇高的信仰使他选择了充满荆棘和危险的革命道路。来到偏僻落后的旬邑后,他化名“刘笔客”,挑着货郎担子,行走在沟壑交错的羊肠小道上,从事秘密工作。此刻,他是中共旬邑区委书记。

台下的农民、学生、商人等千余人响起了热烈掌声,许才升代表新成立的临时苏维埃政府讲话。许才升、程永盛分别宣布了临时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和领导名单,由许才升任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程永盛任军事总指挥。

临时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室及军事、土地分配、经济、交通、宣传、外交、革命裁判等7个委员会,共8个机构,吕凤岐任秘书主任,程永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任土地委员会委员长,蒲玉阶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程国柱任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王浪波任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王日省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程雨顺任革命裁判委员会委员长。

接着,“红军渭北游击支队”正式宣布成立,下设3个连,程永延、程志英、程双印分别任第一、二、三连连长。

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许才升、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率红军渭北游击支队第三连进驻到太峪镇张家村,监视和防范国民政府军从彬县袭击旬邑,同时向旬邑以北扩大起义成果。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程永盛、程国柱则率第一、二连驻守旬邑县城,一边防范邻县反动武装反扑,一边宣传革命。

旬邑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到周边的彬县、淳化、永寿及甘肃宁县、灵台等地。

起义失败

 

旬邑起义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异常紧张。

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派李焕章代理国民党旬邑县长并令其率军警、民团反攻旬邑县城。混入起义队伍的刘兴汉、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吕永义、陈下季、连老五等7人被劣绅王兆贤、国民党旬邑民团团总袁金章暗中收买,投向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28年5月30日拂晓,刘兴汉等变节分子在旬邑县城内发动叛乱。他们首先抓捕了当天早晨前去城门楼查哨的程永盛。

接着,叛徒们闯入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驻地宝塔高小,用长矛戳伤并逮捕吕凤岐,在相邻厦房内抓捕了王浪波、王廷碧等人,到文庙戏台抓到了吕佑乾。

程国柱因公外出,本可以逃走。但闻知发生事变后,他执意进城。会武功的他,在与敌人进行了一番惊心动魄的打斗后,终因寡不敌众,带着累累伤痕,落入敌手。

刘兴汉等7名叛乱分子清晨来到太峪镇张家村。这几个无耻叛徒以赴县城商量应变的名义,将许才升骗出了张家村。许才升骑着一匹枣红马一出村,便被刘兴汉一伙用长矛戳伤了腿,遭到绑架。

5月31日晨,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王浪波、王廷碧、程永盛、程国柱7位旬邑农民起义领导人被袁金章反动民团用牛车由赤道上官庄押至张洪镇。许才升等人被捕时被敌人戳伤、打伤,鲜血顺着伤口流出来,洒在旬邑县城至张洪镇10多公里的沿途。当日下午,七人被袁金章民团枪杀。他们视死如归,临刑前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诞生了一支英雄部队

 

旬邑暴动虽然失败了,却诞生了一支以清水塬郝村一带农民为主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英雄部队的红色血脉来源。

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率领的渭北支队第三连是在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天组建的。这个连队参与了营救七位被捕领导人的战斗。

营救失败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率领燕久发、崔平原、崔占奎、吕直刚、吕自成、程益万等30余人,转入旬邑县石门山区,成立了旬邑游击队,由吕振邦担任队长。

旬邑游击队是陕甘边地区最早的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28年到1931年,活动于旬邑县境内以及附近的淳化县和耀县。1932年6月,吕振邦牺牲后,由程双印领导的旬邑游击队被编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属于刘志丹的警卫部队。1933年5月,“红二团”南下后,刘志丹特意将这支部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关于这支部队,《习仲勋传(上)》第101页专门有一段描述:

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1928年5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县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

程双印牺牲后,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带领部队撤离照金,转入三原县以武字区和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旬邑游击队被编入四十二师三团二营。

这支参加过旬邑暴动、具有旬邑游击队血脉的英雄部队,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参加了陕北反“围剿”、解放6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一系列战斗。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被改编为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担负着守卫边区南大门的重任;解放战争中,被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军十师,在扶眉战役中,十师抢占扶风西南的罗局镇,截断胡宗南4万大军的退路,为第一野战军全歼敌军立下了奇功;十师三十团被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授予“罗局战斗英雄团”光荣称号和“能攻能守”锦旗。在此次战役中,有两名旬邑籍营级指挥员英勇献身,他们是三十团三营副营长王天才和二十九团二营教导员周凤翔。在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仗—兰州战役中,在号称兰州城的“锁钥”—沈家岭,十师官兵以血肉之躯与凶残的“马家军”拼死搏杀,三个团级干部牺牲,其中包括旬邑籍三十团政委李锡贵,最终“砸”开了兰州城这把“锁钥”,率先攻入兰州。这一天,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剩下35天,从此,大西北无仗可打,新疆和平解放。兰州战役后的评功会上,十师三十团又获得“长攻善守”锦旗一面,该团旬邑籍副连长丁兴发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

从参加1928年5月的旬邑暴动开始,一直到解放兰州,幸存的旬邑籍军人只剩下崔平原一人。旬邑暴动时,他正给清水塬吕家村一家地主放羊,在吕振邦的带领下,参加暴动,跟着吕振邦打开旬邑县城。1932年,他和旬邑游击队30多名队员一起加入刘志丹的陕甘游击队,后来被编入第二大队。兰州战役中,他担任十师某团营长,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58年转业,担任中共旬邑县委副书记,1987年因病逝世。

1952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命令,步兵十师改编为炮兵第十师,11月开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在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十师战史的《从黄土高原到白山黑水》一书中,原步兵十师师长刘懋功将军在序言中写道:“炮十师的前身,是诞生在西北黄土高原关中地区的一支老红军部队。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四五月关中农民暴动后建立的红色游击队……”

《从黄土高原到白山黑水》一书正文对刘懋功所说的这支老红军部队的源头做了进一步说明:“1928年5月,吕佑乾、许才升等领导的旬邑农民暴动被敌人血腥镇压后,革命的火种不灭。由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骨干分子率领保留下来的30余人,转入旬邑县和淳化县交界的石门关山区,在旬邑县的七界石整编成旬邑游击队,队长吕振邦,副队长程双印,下设四个中队。游击队先后在中共旬邑特支和旬邑区委的领导下,转战于旬邑、淳化和耀县山区,打击敌人,坚持斗争……”

“炮十师”的战史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人民军队从游击队、地方部队到野战军发展壮大的历程。

 

革命自有后来人

 

旬邑暴动主要领导人许才升、吕佑乾、吕凤岐、王廷碧、王浪波都是宝塔高小的老师。这5名老师被害后,革命火种被他们的学生接了过来,学生沿着老师指引的方向继续战斗。

崔廷儒,宝塔高小学生,旬邑暴动那年刚17岁。5月7日拂晓,当旬邑县城对面塬畔燃起一堆篝火时,他和崔维峻、张幼房互相掩护,手提斧头冲到东城门下,砸开了城门上的铁锁,迎接起义队伍入城,因此被称为“旬邑暴动中的小勇士”。起义失败后,崔廷儒外出躲避追杀,不久返回,参与恢复旬邑党组织,担任中共旬邑特别支部组织委员。1933年夏至1936年12月,崔廷儒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1936年12月25日,他担任新一届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1939年冬,受党中央任命,化名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4月13日,因叛徒出卖,在银川被捕。1941年4月17日,被敌杀害。他是从旬邑暴动中走出来的我党级别最高的干部。

崔维峻,1910年生,旬邑暴动时担任学生会主席,除了配合崔廷儒打开旬邑县东城门以外,主要负责宣传工作,例如组织学生上街演讲,贴标语,散发传单等。起义失败后,他参与恢复旬邑党组织,曾任中共旬邑特别支部书记。1931年,打入杨虎城部,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军部成立我党秘密支部,担任支部书记,搜集军事情报,发展党员。1935年2月,在搜集军事情报时,被敌杀害于汉中。

崔维峻在他短暂的25年人生中,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是获取了关乎红军命运的密电码。1933年,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驻扎在陕南汉中的杨虎城部孙蔚如三十八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建立了“川陕交通线”。经杨虎城批准,孙蔚如送给红军一本蒋介石军队军部以上专用密电本。然而,拿到这个密电本并不等于能破译,因为这个密电本角码是经常变换的,变换权由蒋介石侍从室掌握。为了搞清密电本角码变换方法,崔维峻同三十八军军部译电室有关人员交朋友,通过该室负责人弄清了密码变换方法、使用时间。当这个密电本及其角码变换方法和使用时间送到红军手里时,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已无秘密可言,它不仅帮助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而且,红四方面军将通过这份密电本所获取的军事情报转给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在1935年初的几个月内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脱离险境。

孟定军,1913年5月出生。旬邑暴动那一年,刚满15岁的孟定军在同窗好友崔廷儒和崔维峻的带领下,开仓放粮,张贴标语,维持社会秩序。起义失败后,受中共旬邑党组织和崔廷儒的指示,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他打入孙蔚如部驻平凉的绥靖司令部,从此,他在这支国民党军队潜伏17年,长期担任我党在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这支部队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军队,实际上执行我党的一系列政策,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被毛主席誉为“统一战线的典范”。作为这支部队中的我地下党负责人,孟定军为争取、改造这支部队做出了贡献。解放以后,孟定军先后担任甘肃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马志超,旬邑暴动那一年16岁,宝塔高小学生,跟着崔廷儒和崔维峻搞宣传工作。暴动失败后,受党指示,打入国民党政府,为党秘密工作。1945年10月,马志超奉党组织指示,返回旬邑县,任务是打进敌人内部,掌握当地武装。1947年3月,马志超当上了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5月初,我陕甘宁晋联防军第四纵队派联络员黄艾民秘密来到旬邑,向马志超传达上级指示:胡宗南大军密集于陕北,为了减轻陕北我军压力,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要求马志超配合我军攻打旬邑县城时率领旬邑自卫大队起义。

1947年5月21日夜,马志超将自卫大队400多人集中在旬邑县城西堡子,22日黎明时分,我关中分区警一旅向指定目标打了一阵枪,自卫大队未还一枪,便宣告起义。

起义后,四纵政委张德生找马志超谈话,表扬他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本来,马志超应该“归队”,但为了在敌占区造成政治影响,瓦解敌人,张德生指示:“不公开马志超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国民党军官马志超的名字命名起义。”194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西北民主联军获初捷,旬邑自卫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予以报道。解放后,马志超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旬邑暴动为后来的革命进程培育了无数红色的种子。1932年初,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跃于此;1933年,旬邑成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旬邑成为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所领导的第三路游击区;1936年初,旬邑成为关中特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关中特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直至全国解放才完成了其神圣的历史使命。

 

 

参考资料: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人物传革命英烈传史料征编办公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渭北烽火魂》,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4.姜铁汉编著:《孟定军传》,未来出版社2014年版。

5.中共陕西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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