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密码战

孙亚会 江吾堂

 

导语:在反“围剿”时期,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能够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准确地找到空隙伺机转移,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密码战,是隐蔽战场上我军的“杀手锏”。毛泽东评价曾希圣带领的军委二局:“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密码战为什么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让本文作者来告诉你个中缘由。

 

 

我党很早就注重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和编制密码,以保守党的机密,同时破译敌方无线电密码,争取战役、战略的主动和胜利。在隐蔽战线上,我党屡屡战胜了条件比我们优越得多的国民党和日寇,主要是缘于无线电人员在这条战线上不懈努力探索的结果。

 

国民党始终未能破译“豪密”

 

1928年起,周恩来同志就在筹备党的无线电通讯系统。我党最早的一次长距离通讯,就是在他的全力率领下,于19301月实现了上海到香港的无线电通讯。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用的密码,是经过了简单变换之后的一套民用密码,保密程度还比较低。在极度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我党领导革命的斗争风险非常大,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密码保障措施,很容易带来灭顶之灾。如何提升无线电通讯的保密性,成为周恩来领导的无线电保密工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这项工作刚刚起步,技术人才严重缺乏,要编制出一套高水平的密码,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周恩来提出编码思想,汇总集体智慧,亲自动手,终于编制出一套密码。那时,周恩来在党内的代号叫“伍豪”,密码的名字便引申称作“豪密”,党内一讲“豪密”,大家便知道是“伍豪之电”,特科就被称之为“伍豪之剑”。“豪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应用的高级密码,为红军的密码建设提供了实用范本。

密码破译,在国际上有个共同的规律,即“重复就是被破译的根源”。你有密码本,对方无法破译时,他把各封电报搜集在一起,然后根据作战情况来分析,如果重复使用某一个码,就容易被敌人抓住规律。“豪密”编制吸取了苏联的经验,一次一密。使用“豪密”如台历,每天用完就作废,第二天使用新的。有人说,中共的密码是苏联人教的,其实苏联人教的只是方法,毕竟俄语和汉语不一样,密码具体如何排列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我们的“豪密”在某种程度上比苏联人的更加难以破译。苏联的密码根据字母排列,重复率高,我们使用汉字重复的概率就较少,破译的几率也相当小,乱数表非常丰富。在反“围剿“时期,因为无线电通讯有了“豪密”,才保证了中央指令下达和部队战术行动的绝对安全,也保证了密码难以被敌人破译。国民党对此束手无策,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也没有破译“豪密”。

 

曾希圣团队破译了国民党17个密码本

 

要打赢密码战,除了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之外,还必须有攻破敌人无线电密码的利剑。中央特科被称为“豪密之剑”,从密码战来看,我们可以把“豪密”称之为“豪密之盾”。

193012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国民党的收报机,接收敌人密码才有了条件。当时国民党认为红军没有电台,所以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中,国民党用的都是明码。到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发现红军有了电台,才开始编制密码。因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军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密码本。到第三次反“围剿”时,对于国民党军使用的密码,我们可以利用缴获的密码本对照破译出来。当然严格讲,这不算破译,只是译电。译电和破译区别很大,译电员相当于技术员,破译员相当于科学家,译电是你有了钥匙,破译是你要做钥匙。中国共产党人从译电到破译,历经了很艰难的过程,是在国民党“围剿”作战形式的催促下完成的。

1932年,红军打赣州时吃了败仗,就是吃亏在国民党大批增援部队开来时,我军并不知道。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在前线感到这次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情报不灵。当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实施密码战的二局,局长由曾希圣担任,他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作是我们党内稀有的“神人”。曾希圣曾担负过特科谍报工作,来领导红色密码的破译工作算是转了个大行。但由于曾希圣曾经获取过国民党密码,对此领域比较熟悉,特别是他身边的战友曹祥仁对他帮助很大。曾希圣仿佛是会推算的数学家,可以通过落款格式,如“职公秉藩”“职何应钦”来推算密码;曹祥仁熟知国民党的发报手法,甚至能知道是哪一个国民党发报员上机上手了,并能判断出国民党哪支部队发出的电报。“一曾一曹”实现了天衣无缝的配合。他俩一开始工作就遇到了大难题,国民党当时用的密码代号是“展密”,没有素材可供比对参考。曾希圣为此绞尽脑汁也进展甚微,干脆用“笨办法”,专门调电台侦听,抄录国民党的大量“展密”电文,整整攒了一挑子。行军时挑着担子带着走,休息了再反复进行研究对比,总算有了些眉目。

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军的警惕,加强了对无线电通信的管理,各部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都进行加密。红军抄下来的国民党军电报,成了一堆堆无法解读的“天书”,几尽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当时红军攻打国民党二十七师,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时,曾希圣带着突击部队的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进国民党的师部寻找密码。为了抢在敌人销毁密码前赶到,曾希圣已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冲进去后发现敌人的发报员都逃走了,电台和密码本也带走了,只在墙角发现一个皮包,里面还有一些译完但没来得及销毁的纸条,在这个纸条中发现有30个字的“展密”译文。曾希圣如获至宝,将这30个字的纸条,与截获的大量密码进行对照,还专门请朱德总司令来帮忙。曾希圣中文底子好、破译有经验;曹祥仁能将明码倒背如流,还熟悉敌方发报员手法;朱德总司令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到将军,熟知国民党公文军语交流的语态体系,能估摸出电文表达的基本意思,再结合当时总体的军事行动,三人一个字一个字往前推。有时,还请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看到蒋介石发的电文,他就知道蒋介石可能会怎么说。这样再和破译人员一对照,就能推算出一些密码用法,所以周恩来后来也亲自参加了破译工作。

大家一起努力了一个多月,于193210月,红军破译“展密”成功,掌握了国民党编制密码的规律,从此由译电走向了破译,能够和国民党军同步接受电文了。到1932年年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希圣团队破译了国民党17个密码本,几乎把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密码本全部破译,结果国民党以为在下“暗棋”,而我们是在下“明棋”。这样给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有利的先机。

 

创造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的惊人纪录

 

通过破译“展密”,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任何作战行动都能做到了如指掌,为红军总部掌握敌情变化,预测战事发展,最终打赢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曹祥仁及时破译敌作战电报,为红军跳出国民党重重合围、进而抓住有利战机,重创敌吴奇伟部立下了大功,获得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曹祥仁是如何创造出了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惊人记录的呢?193315日,我军在黄石洞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旅。蒋介石非常恼火,立即派他的两员爱将吴奇伟和周至柔率领部队,向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注意到敌方的来回电讯非常频繁,但没有捕捉到究竟在向我们哪个方向逼近。就由曹祥仁戴着耳机监听国民党军的动向。他听到国民党军有5个电台同时发出了十万火急的呼叫,这显然违反了大战前无线电静默的规则,异常行为说明有特别行动。曹祥仁一副耳机不断调波段搜索着5个电台,最后发现还是吴奇伟的最重要。当时,曹祥仁听密码已经达到直接能翻译出原文的程度。尽管在轮听中出现90个字的遗漏,但曹祥仁还是听明白了吴奇伟新的战略部署,听到了吴奇伟客套话后的“如下一、……”。曹祥仁赶紧听抄下来,随即报告指挥部。因为掌握了吴奇伟部的行动规律,我军最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曹祥仁这次破译的成功,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电讯保障。

除中央红军出现的曾希圣、曹祥仁等破译高手之外,在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也出现了密码战的传奇英雄。第一高手就是“红色电波之王”蔡威,他是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的电讯班的成员,被派到鄂豫皖后,随部队长征到了川陕,在反六路“围攻”的时候,战斗十分激烈,四方面军节节后撤。当时临近1934年春节,蔡威搜到国民党川军头目王陵基、杨森他们之间的密码,经破译发现川军头目准备回家过年。因为川军非常腐败,依附关系严重,长官不在,谁说了也不算。于是,红军趁着敌军过年时的松懈,全面发起反击,川军群龙无首,四散逃命,红军借机取得粉碎了六路“围攻”的大胜。

四方面军的宋侃夫,也是拿起密码电文一边看一边能念出明码电文,他的外号叫“本子”,意思是密码本全装在他脑子里。当时川军每周要更换密码,但变换的规律简单,我军发现后很快破译,并始终占据主动地位。中央红军破译创造了奇迹,但终究没能从危机中将中央苏区挽救出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打的是阵地战,敌人堡垒固定,多用有线电话指挥,致使我军对其情况掌握不如无线电。直到长征进入了运动战,只能依靠无线电通讯进行联络指挥,又给我们的红色电波战提供了用武之地。

193410月开始,各路红军先后离开了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国民党军数十倍于己的重兵围追堵截下,却从来没有中过埋伏,总是能够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找到空隙,一次又一次顺利地突出重围。后来,彭德怀同志总结长征胜利有关键两条:第一,幸赖红军的英勇,第二条,出色的侦察工作。彭德怀加了“出色”两字。因为当时的侦察工作主要不是靠人力侦察,而是靠无线电侦察。破译敌人的密码,在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比如红军突破湘江,在召开通道会议的时候,博古、李德想按原定计划向湘西进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不同意,尤其是毛泽东认为应该向贵州进军,通道转兵。双方激烈争论、无法定夺。这时,曾希圣、曹祥仁及时把破译敌人的电文送来。毛泽东凭着这个电文与周恩来商量后,在会议上拿了出来,他指出,人家已经布下重兵,进入湘西就等于进入了人家的口袋。这次破译成功,对随后红军进入贵州、召开遵义会议、起了一个重要的佐证作用。

1935124日,开完遵义会议的红军,攻占了土城,国民党川军郭勋祺的部队尾随红军也赶到这个地方。当时中央军委认为川军实力不强,为继续前进解除后顾之忧,可以攻打一下。但战斗打响之后,发现敌人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而且战斗力也不弱,敌情究竟是如何,任务落在二局的身上。当时周恩来、王稼祥对着曾希圣、曹祥仁说,我们给你们做饭,你们赶紧把情况侦听出来。但这事对曾、曹来说也非常困难,因为对这支敌军使用的密码并不掌握,它与中央军不是一个密码体系,而且用的是来去不同的“来去码”,破译起来非常困难。面对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的情形,中央红军“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就在野外架起天线、就地收听敌人密码,就地破译、就地报告,这在世界密码战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三人团结协同、奋力破译,终于发现西北角有一处空档没有敌军,中央军委立刻下令从该处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在红军准备南渡乌江时,曾希圣从破译的国民党电码中发现,前面又出现了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是红军老对手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如果和中央红军迎头遭遇,那将势必是场恶战。毛泽东、周恩来十分着急,曾希圣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说,我熟悉蒋介石的密令,可以按蒋介石的口气,编一个口令让三个师向别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周恩来都击掌叫好。于是电令发出,敌师改道,与红军擦肩而过。红军完成四渡赤水,终于来到了乌江以南。徐向前元帅晚年说,毛主席所以用兵真如神,很重要在于重视运用侦察情报。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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